神，写成家书一封，请主人商议，要觅个便人捎信往家中，取些盘缠，就要个亲人来看觑同回。这几句正中了主人之意，恰好有个相识的承差，奉上司公文要往徽宁一路，
陆驿递，极是快的。吕公接了陈大郎书札，又替他应去五钱银
，送与承差，央他乘便寄去。”此一封书信，付费银五钱，始能转递，而仍非普通一般人可经常央便者，因文内称，此传递公文之承差，系牙商吕公旧识，又湖广襄
去徽州宁国，正当汉及长江孔
，才有此
便利。不过明朝传递公文之差使为私人带信，则亦为司空见惯。如复社之彼此通知，均利用公家驿传“名为公文，实私牍也。”《复社纪略》亦称：“比年而后，秦、晋、闽、广，多以文邮置者”见谢国桢《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》（上海，1935），页164，166。参见
崎市定《张溥とその时代》，载《东洋史研究》33之3号（1974），页338~339…亦系私信公传。其弊在政府邮递，不能任私人公开大规模使用。似为例外。通常一般客商均需雇船。船主则以撑驾船只为生，并不上岸贸易。《宋小官团圆破毡笠》描写有一刘顺泉者“双名有才，积祖驾一只大船，揽载客货。往各省
卸，趁得好些脚银两，一个十全的家业，团团都在船上，就是这只船本，也值几百金，浑
是香楠木打造的。江南一之地，多有这行生理。”另一船
，则租得仕宦之家船只，载货牟利。此为《苏知县罗衫再合》（《通》)所叙“仪真县有个
惯私商的人，姓徐名能，在五坝上街居住，久揽山东王尚书府中一只大客船，装载客人，南来北往，每年纳还船租银两…”客商有专包一船载运其货
者，例如《陈御史巧勘金钗钿》中御史所化装之客商。亦有多数客商积资合雇一船者，例如《杨谦之客舫遇侠僧》(《明》)之三四十人共搭一船。后者在明代似为常态。明末
尚书倪元璐呈崇祯帝之奏疏称，客商之一税单，常包括应税货二三千余件，为客商数十人所共有此奏疏载《倪文贞公全集》，亦载于《续文献通考》(《万有文库》本)，页2938。本人节译英文载于WilliamTheodoredeBary(ed。)，SelfandSocietyinMingThought(NewYork，1970)。亦即内河商船一船搭载之状态，此与各税关报告之情形亦吻合可见《北新关志》，节载于顾炎武之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及清代之《淮安三关统志》…明清时代之商业书籍，亦着重于行旅，内中若
款目，为客商雇船搭船之箴言，如《士商要览》称“搭船行李潇然，定是不良之辈”《山西商人の研究》，页309。“潇”字似误笔…即系警告客商，注意同船搭船之人。旅途遇盗，为明代客商常有之事。《蒋兴哥重会珍珠衫》内陈大郎所雇民船，在枣
遇盗。本钱被劫一空，陈“走向船梢舵上伏着，幸免残生。”有时民船船主亦可能在航行中劫杀客商，以取得其财货。《苏知县罗衫再合》中之船即为一例。所以明清商业书，均劝告客商，顾及旅途安全，所有财，尽力掩饰。如“逢人不可
帛，
室亦要
藏，乘船登岸，宿店野行，所佩财帛，均宜谨密收藏，应用盘缠，少留在外。若不仔细，显被人瞧见，致起歹心，丧命倾财，殆由于此。”又“天未大明休起早，日才西坠便湾船”见《山西商人の研究》，页308~309…前后文字如
一辙。如缺乏此
机缘时，客商只有托其他客商带信。陈大郎对蒋兴哥云：“兄长此去，小弟有封书信，奉烦一寄，明日侵早送至贵寓。”客籍商人有在他乡开典当铺者，仍与原籍乡里时有往返，有时其差使亦替私人转信。陈大郎在枣县，时去大市街汪朝奉典当铺打听，其目的在“问个家信”不过音讯往返，极不经常。如经常不断时，则前述托承差转信为不必要。《三言》又称：“原来坐船有个规矩，但是顺便回家，不论客货私货，都装载得满满的，却去揽一位官人乘坐，借其名号，免他一路税程，不要那官人船钱，反
几十两银，送他为孝顺之礼，谓之坐舱钱。”此段于《苏知县罗衫再合》。其叙述亦与晚明情形相符。17世纪御史祁彪佳由漕河南行，有商船三艘，载枣货与之并行，
理临清商税之主事何任白，即令其所有同行者一切商税均免。祁虽未称其接收坐舱钱与否，但因仕宦名势免税一节，似属司空见惯。祁不但不加隐讳，并将其详情，于其日记中叙述《祁忠愍公日记》(绍兴，1936年版)，又周之龙《漕河一》，亦有类似之记载…商业通讯不正规，为各地
价不正规之一大主因。前述阿寄贩漆于苏州，正遇苏州缺漆之日，因此其利
“除去盘缠使用，足足赚对合有余。”其贩籼米时，则“兴化米三石一两，杭州石一两二钱。”相去为三倍半以上。此段当然有夸大作用，但客商除往来于生产地区及消耗地区之间预期其价
低足供牟利外，无法探知其一时之需要及供应详情，则为事实。阿寄之数次获利一倍以上，实为意外之幸运。其反面则为供给超过需要，尚可致客商赔本。亦即经商于明代，多少均带有投机
质。16世纪末年其他文件有时亦论及此情形，如广东之铁，行销于长江以南各省。“每岁浙、直、湖、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，皆置铁货而北。近年惠、
铁罄，告开龙门铁山，迄未准行，客商艰于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