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中国幅员广，人多，江南诸地内河航行便利，一遇承平之际，其商业表面呈发达现象。但此发达程度，必须与全国人幅员成比例，尤须突破传统习惯，改商业组织，始能与西欧现代商业机构并论。以上所述，可见政治、法制、社会、金各方面均阻碍此突破之趋势。研究商人人成分、商业资本、商业习惯，可以补助吾人之观，证实其观测。

额可以计算无误者五十三次，其总额为宝钞88 607 315贯。其他十六次其钞额不详，但比较前述已知数可估计其总量近于7 000 000贯。是以此一年内，支额近于95 000 000贯。当年宝钞收额为20 382 990贯《太祖实录》，页3079。。收支相抵，实多付发约75 000 000贯。据官定价柜，每钞一贯值米一石，此数为全国二年半田赋之总值。即以当日市价钞四贯值米一石，亦近于半年田赋。其不能经常继续，可以预断。

直接提供以上各之历史资料，不易觏见。即明代作家偶一提及商人及商业，亦不过此等作家之印象。彼等既未能与现代商业接，自无法估计法制自由、借贷发达、金活跃条件下工商业可以继续发展之程度。是以此等作家字面上所称之盛衰，与吾人今日历史观所称之盛衰大有。

嘉靖期间实行全面用银，并无政策上之准备，实为无可如何时之趋势。估计明代全国银数，当然为冒险猜测。但彭信威称，中国银货至元代大量中亚，至明代用银时，其银货即不足。据明亡时司务蒋臣言，其时全国银货估计约为250 000 000两，且包括银首饰及银皿彭信威《中国货币史》（上海，1954），页461~471。蒋臣事载于《明梦余录》，卷35。。中国之银，国内所产有限，大由日本及菲律宾输。其数量仍不敷全国广泛应用全汉升估计自1571年至1821年共250年间，洲白银输中国2万万peso。见《明季中国与菲律宾间的贸易》及《明清间洲白银的输中国》，载《中国经济史论丛》，页417~434，446，449。梁方仲估计1390年至1486年，中国共产银3000万两。又明末72年，外银1万万元。见《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》，载《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》6(1939)。。1600年前后，中国人可至150 000 000人Ping-ti Ho，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(Cambridge，Mass，1959)，pp23，277保故虽有银至10万万两，然仍有周转不足之虞。而现在可供参考之数字，略示其所有额远低于此数，是以银极，利息，赊欠不易，信用借款无法发达，全国最发达之金机关则为典当业16世纪中国有当铺2万家，至19世纪仍有 7000家，见彭信威《中国货币史》，页603。。其所放款为消费而非生产，无泽工商业之可能。

以下为自《三言》中窥见晚明商人之姿态。

冯梦龙(1571—1646)生于明末，为崇祯中贡生，曾任知县见容肇祖《冯梦龙生平及其著述》，《岭南学报》，2/2~3。。其所辑明末短篇小说，于1624年及1627年之间刊行为《喻世明言》(1965年香港中华版)、《警世通言》及《醒世恒言》(均1956年北京作家版社版)。每书有短篇小说四十篇，合共一百二十篇，通称《三言》。其中叙有前代人者，亦有承袭宋元话本者，但其观代表明末社会情形。其间若资料，不能全置信，如有涉及神鬼传奇者，有将历代官名前后改窜者，有叙述唐宋，而其价全用明末为准据者。《喻世明言》中《杨八老越国奇逢》将嘉靖间倭寇事迹，讳称元代，显系避免评议当日政府。《醒世恒言》中《施泽滩阙遇友》，称苏州吴江县盛泽镇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”但乾隆《吴江县志》卷四称盛泽镇明初居民只五六十家“嘉靖间倍之”见全汉升《中国经济史论丛》，页457。。此等未能置信之，显而易见。除此之外，《三言》资料，涉及商人及商业者，前后重叠，可以彼此对证，尤可以与其他资料对证。如读者避免尽信其一时一事，或一篇一句，将其所叙作较有系统地收集编排，其结果当不至于全脱离事实。

在此情形下，小说资料可能为历史之助。因小说家叙述时事，必须牵涉其背景。此铺叙，多近于事实，而非预为吾人制造结论。

政府因亟行宝钞，不愿鼓铸铜币，遇宝钞不行，政府仍有时禁止金银及铜币易。据估计明代全季铸钱当不千万贯(每贯1 000文)全汉升估计至16世纪末为止，铸钱总数“一共不过千把万贯”见《自宋至明政府岁中银钱比例的变动》，《中国经济史论丛》（香港，1972），页364。本人估计略低，全明约铸八百万贯，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，。此数与北宋两年所铸数相等。铜钱又经常至海外，铜价较钱时，民间则熔钱为铜，故此以铜钱为货币，亦告失败。1544年因“钱法不通”人民倒毙于北京《明史》，卷81，《世宗实录》，页7119。。原文未叙及其间曲折，吾人可以推想因无适当货币，易停顿，人民失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