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的“第二帝国”经过北魏北齐北周和隋的经营，有了唐朝的发扬光大，又经过五代十国的地方分权，和宋之再统一。元朝的试验，又没有产生任何积极
的结果。等到朱元境组织明朝时，他一方面好像行动自由，全帝国由他摆布；一方面他的视界也仍受近千年来历史衍
的限制，因之他的作为，也仍无法超时代的发展了。从长远看来，要是蒙古人决定了他们自己统治者的地位和
目人的次要地位，都应长久的保持，有如世袭的阶级，则他们的政治
系也应当构成“封建”形态。这也就是说，自始就以地方分权的办法，听任宗室王
主持他们采邑内
各
民事刑事，王室只要求他们供应军事上的人员
匹，并且
时贡，然后各采邑才能彻底的举行次层的封建，这样才能将全社会构成一个金字塔的模样，全民都有尊卑长幼的序次，而且通过遗传，永不更动。更之地产也要与政权不相划分，经理人员则为武士，如此才能防制社会的
动摇撼全制。同是享有特权者，也各有他们在社会里固定的功能。日耳曼之落在中世纪以前征服西欧时，就用这制，产生了西方的封建制度，而且维持好几百年。可是事实上忽必烈的组织系统，又采取中央集权制，不仅地方政府分为路、府、州、县，官员由大都委任，而且再由中央派
行中书省、行枢密院和行御史台。《元史》里面的“百官志”名目浩繁，共有文散官四十二阶武散官三十四阶，依原则各官品级都能互相
替，甚至“投下”（贵族的
邑）也由中央政府设官分职的看
，佛教的寺院成了贵族纳款项的银行。于是禄的贵族全无责任，反因他们利薮之所在，开倾轧争夺之门。中国的好几个朝代，都有“中兴”一事。大概朝代初年的军制和财政税收，到中期已失时效，中兴需要一番挣扎，一般新的安排或是改组，或是局
的修正，都要通过社会的中层（中国作家
调“士大夫”外国作家则指名为“绅士阶级”）才能透
到基层机构的民间里去，这时候不是朝廷的一纸通令可以达到目的，也不是全靠军事行动所能生效，民间对朝代的信心，常有左右全局的可能。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断言蒙古人的元朝没有通这一磁。要不是过去的纪录太坏，人心离散的话，顺帝这一朝，有脱脱（此是伯颜之侄非康里脱脱）的领导力量，修辽金宋三史，修贾鲁河，使黄河故
，又有扩廓贴木儿的军事领导力量，朝廷又一度使方国珍降伏，恢复海运，看样并不是全无中兴的希望。在伯颜的主持之下，元朝废科举。这
公开的考试制度在元朝本来发轫已迟，直到１３１５年才第一次举行，去开国已５５年，并且其条制将蒙古目人分为一科，汉人南人另分一科，因此前二者人
，只有全国３％，其分
名额倒有总数５0％。并且朝中的大官除少数例外，一向都是蒙古与目人包办。至此连这考试刚行２0年，也一并停止，以后仕禄除了少数由学校生员
之外，就靠父祖的勋绩荫官，或以吏员补官、或以卫士久侍近闼升官了。顺帝朝覆亡的近因，由于财政破产，政府所发的纸币贬值，灾荒时无法适时救济。１３５１年农民叛变，延及今日的安徽河南湖北各
，将南北的通截断，于是盐徒张士诚乘机占领东南产米的地区，海盗方国珍则阻止了向北的海运。元军能作战的只有孛罗贴木儿和扩廓贴木儿。后者原名为王保保，因他姑父察罕贴木儿作义才取蒙古姓名。这时候元军也就是就地招罗人、饷馈士卒、收纳叛军。孛罗和察罕又因争山西的地盘内讧而动
戈。那原来以悍称的蒙古骑兵和探赤军（蒙古以外的人所组织）这时何在？一个最简捷的答复，则是几十年来，他们只有特权，没有经常的功用，大人员脱籍改行，所存在队伍也多虚籍，而且饷项也没有经常的供应，不仅中国的腹地如此，内外蒙古的
据地也一时动员不起来。一个显著的例，则是农民军有一支其领导人称为“关先生”者，以游击的方式，先攻保定不下，就西向取大同，又
占领上都“焚官阙，留七日”后来更东北，至辽
涉
丽，再折回又威胁上都，最后才给孛罗贴木尔南击降，可是如无人之境已６年。伯颜于１３４0年败后，他好多措施都被放弃，譬如科举又已恢复。只是有些原有
族上不平等的法令，依然存在，例如“诸蒙古人与汉人争，殴汉人，汉人勿还报，许诉于有司”又如“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汉人死者，断罚征，并全征烧埋银”这类条文与元朝及顺帝全始终。我们今日提这些文件，也不专在替汉人鸣不平。（因为鸣不平没有
厚的历史意义），而是指元朝人不明了中国官僚组织的真格，因此也不明了他们自己所作所为的真实意义。可是妥
贴睦尔１３岁
皇帝，１５岁亲
看到他的皇后被伯颜牵去死，他的同情和倾向，在他登极首七年之内，也不会发生任何实质上的作用了。伯颜又以汉人造反，重申汉人
丽人及南人不得执兵
之禁。《元史》说他曾提议杀张、王、刘、李、赵五姓人，读来好像不近情理。可是他又确曾以顺帝名义下诏：“汝宁
胡、广东朱光卿、聂秀卿皆系汉人。汉人有官于省、台、院及翰林集贤者可讲求拘捕之法以闻。”而更不合情理的，则是他又禁汉人学习蒙古文及目文。一方面元朝法律有明文规定：凡五品官以上所表章都要以蒙古文为正本，汉文为副本。元朝的最后十年内，
廷多
谋，能作战的将领则被死，也和多数民族所主持之朝代覆亡如一辙，最后只剩了一个扩廓贴木儿（他的名字意为青铁），朱元境也称他为“奇男”可是为时已晚，只能随着“北元”的亡政府效忠于外。蒙古人倾向实际，不耐心于中国传统政治的
德观念和
象原则。殊不知官僚政治虽有无数矫
伪饰的地方，其提倡对自的约束和对人的揖让却并不是全作。并且这德观念确是各人衷心奉行，或者只成为社会上的一压力没有实际的区别。在当日无法将亿万军民个别的理得全无差错的时候，这些象原则之
神上的力量仍不可忽视。最低限度它们维持官僚制上逻辑的完整，间接培植着民间对朝代的信心。一般说来，蒙古人不能会到这文化上的因素是一行政工
；语言上的隔阂，无疑的有决定的影响。即算对儒家思想最为崇重的仁宗
育黎
力八达一朝也不过由皇帝的命令将《大学衍义》、《贞观政要》和《资治通鉴》译为蒙古文。以双方心理上和社会习惯上的距离之大，其隔阂不能因此弥补，当时汉人留下很多蒙古人不通文墨、他们不屑与之为伍的纪录。其实官僚不能朗诵诗书，皇帝的圣旨以俚语抄传，本不一定成为行政上的差错，但是集的讲则是这些因素在中国特殊的环境里，构成统治者不能赢得被统治者自动合作的关键之所在，伯颜不过将这鸿沟更加显明的公诸众览而已。